2022年，中国作协副、处吴义勤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指出当下“对文学批评的最大不满和最深焦虑，恐怕就是文学批评没有力量、没有锐气、不敢‘否定’、无力‘批判’、不能亮剑发声、没有发挥‘利器’的作用”，并提出应当对文学批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批评家重新自我定位、重新校正文学批评伦理和澄清“剜烂苹果”的误区四个层面的意见。提出“批评精神与作为‘利器’的文学批评”的话题，我想探讨的是，站在青年批评家的角度，如何理解文学批评？什么是批评精神？当代文学批评的任务是什么？应该如何构建良好的文学批评环境？鲁迅先生在《不满》中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不自满”，也希望文学批评有更多“前进”的可能。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文学批评的内与外

文/程旸

在人们的惯常理解中，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的附属品。但细究起来，不管是专业读者抑或是业余读者，其最早知道一部小说作品，都是通过寥寥数语的专业评论。这就是批评家的功效，为读者与作品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沟通、共振的桥梁。现今的文学创作，比之语言文字的丰盛，好故事却稀缺，对社会世态的剖析更难为，真正反映社会思想潮流、各行各业真实生态的创作，又只能以公众号文章、留言、短评论的形式，“折叠”于网络的缝隙间，即使它们比很多作家笔下的文字更具灵性与诗性。这就更凸显了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何为好的文学批评？这就得说到文学批评的“内与外”，所谓“内”，是指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所谓“外”，则是批评家怎样来看作家的作品。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或隐或现地反映着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但这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关系，而是批评家这种角色，与作家这种角色的关系。

确实，批评家与作家是两种不同的角色。批评家在从事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活动时，既是一位读者，也好像是对作家个人的情况比较熟悉的朋友。正因他是一位读者，才知道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心理期待；他又不能只是读者，而是一位比读者更了解作家生活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朋友。他不是冷静地站在作家的世界之外，而是设身处地进入其心灵活动之中，体贴地触摸和猜想这些隐秘的心理活动。我把这种“设身处地”和“触摸”，称之为“入其内”的批评经验，没有这种经验做底子，他的批评文章就会与作家真实的一面很“隔”。

卢卡奇有一篇题为《农民》的批评文章，分析巴尔扎克一部不那么引人关注的长篇小说。卢卡奇与巴尔扎克不是同时代人，然而，这篇文章为什么那么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呢？我认为就是卢卡奇“入其内”了，真正进入批评对象的个人世界中去了，而且是非常了解的那种“熟悉”。卢卡奇说，在很年轻的时候，巴尔扎克就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法国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要拆散大庄园，主张维持长子继承权，像英国那样，即使经历工业那样激烈的社会结构调整，也依然完整地把贵族庄园和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在农业和工业的过渡之间，需要有一个英国18年“光荣”那样的妥协方案，因为英国成功地在巨大转型活动中，让大庄园发挥了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义务，即在社会变迁中的压舱石的作用。对《农民》这部小说的批评，卢卡奇从巴尔扎克的个人矛盾出发，敏锐地抓住了作家担心文化毁灭的历史心情。他说，正是这种矛盾，体现了巴尔扎克作品的“伟大性”。

其实，每个作家的创作史中，都有一个这样那样的“历史心情”。这是认识一个作家内心世界最关键的一点，即我所谓“入其内”的说法。

但是，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仅仅“入其内”也不够，还应该“出其外”。所谓“出其外”，就是一定不能被作家这个人束缚住，而需要从这个漩涡中走出来，站得比作品更高一点，去体察作家内心世界的想法——也就是“历史心情”，是否在其具体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一般说来，作家的这个“内”和“外”结合得好不好，决定了哪些作品是他的“代表作”，而哪些只是他的“一般性作品”。

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套“好作品”和“坏作品”的认定标准，但那只是作家本人的看法。批评家评价作家作品，因角色差异，以及工作方式的不同，往往与作家不一样。对比较高明的批评家来说，他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和评价，经常会是出乎意料同时又是入情入理和富有启发性的。这种评价，会不同程度地修正作家的看法，影响读者的阅读，对文学史的构成产生长时期的影响。

因此在我看来，好的批评家和好的评论文章的出现，恰好是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内与外”的关系协调得比较好的时候。这是一种理想之状态，曾经存在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乃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文学成为社会呼声之利器，批评精神一度推动了文流之兴废，引领了一时之风尚。

而在现今的文坛，批评精神似乎略有匮乏。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少了保持距离感的审视，批评家对作品和作家的创作历程也缺少体贴入微的揣摩，而是成为某种共同体。任何行业本质上都属于生产体系，文学生产也不例外。但文学毕竟是艺术之门类，人脑做梦的结晶，它由现实世界的材料塑造，但并不完全属于现实，而是一个存在的世界。毋庸置疑的是，有好作品才有更好的文学批评。“如何理解文学批评，什么是批评精神”，这样的命题必须有反映时代变迁、写出“历史心情”之佳作为前提，才能存在。正如卢卡奇所说：“巴尔扎克在他的较好的小说中也是并不在路旁蹲下来采摘花朵的，他也只描述必要的东西，除了必要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要。”他还指出，“巴尔扎克多半描写一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其集中的巨大变革，不然就向我们显示一连串的巨大变革，并且以一种永远不会不调和或不合拍的奇妙情调来替画面加上色彩。这样他就在他小说的结构中兼容了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典小说中的若干文体上的特色，企图从艺术上避开现代资产阶级生活的软弱无力，不成体统的样子。”（《卢卡奇文学论文集》）而现今的一些小说创作，正是纠结于现代生活的软弱无力，屏蔽了希望的光芒，才会远离了读者和文学史家。

至于什么是令读者“宁可信其有”的好作品，《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日记中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

讲到这里，我想起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前言”中有一句话，足以证明批评在文学活动中的不可替代性：“批评不是文学的外在附属物而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面，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永远不可能说出其全部真理。” 所以说，文学批评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它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历史呼应关系，都是永恒存在的，值得我们珍视的，也是我们文学工作者在未来继续努力的大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